孔孚（1925-1997），原名孔令桓，字笑白，著名山水诗人，被誉为“现代东方神秘主义诗歌”的开拓者。1925年4月1日生于曲阜农村。1947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系，后执教于曲阜师范，开始从事诗歌创作。1949年到大众日报社工作，任《大众日报》文艺编辑，1979年调至山师现代文学研究室，任中文系副教授。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离休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60岁时，出版第一本诗集《山水清音》，后又陆续出版诗集《山水灵音》《孔孚山水》《孔孚山水诗选》，还出版有诗论集《远龙之扪》、诗文集《孔孚集》，以及《孔孚山水诗研究论集》。诗集《山水清音》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创作一等奖、《孔孚山水·峨嵋卷》获1991年山东省优秀图书奖一等奖、1991年全国计划单列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

诗坛“奇人”

孔孚，原名孔令桓，字笑白。1925年4月1日生于山东曲阜一个耕读之家。从记事起，身为私塾教员的父亲就教他背诵唐诗，就在其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诗的种子。孔孚1岁多学步时，因不幸被铡刀误伤失去了右手，后来便发奋用左手生活和学习。1944年至1947年，孔孚就读于山东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系。1949年，进《大众日报》社工作，担任文艺编辑。自1950年开始，以“孔孚”为笔名发表诗歌作品。

自1955年起，孔孚屡遭政治风波影响。1979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才得以复归平静。同年秋，应田仲济先生之邀，被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与《新诗发展史》的写作工作。1986年离休后，孔孚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中，出版有诗集《山水清音》《山水灵音》《孔孚山水诗选》《孔孚山水》、日文版诗选《山水谣》、诗论集《远龙之扪》、诗文合集《孔孚集》等。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孔孚堪称“奇人”。这位饱经苦难的诗人，虽早年就已钟情于诗，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54岁以后才真正写出一点诗来”。他也许未曾料到，自己的诗作，不仅吸引了许多读者，而且得到了诸多著名诗人、学者的高度评价。公刘认为，“孔孚独树一帜的新山水诗，确实填补了我国自有白话诗以来70余年的一大空白”，呼吁“我们的文艺单位、学术单位和出版单位，都应该理直气壮地为孔孚发布战报，介绍他的辉煌成果，说明他的重大意义”；李瑛称赞其诗歌“精练隽永、雅致清灵”；钱锺书则将孔孚视作“开门户”者；1985年9月26日，美国《美洲华侨日报》发表长篇评述文章，盛赞他是“当今中国诗坛新山水诗派的‘祭酒’”。

孔孚不仅在诗歌方面卓有成就，在书法方面也造诣非凡。他用左手创作的书法作品，在结体、布局、线质等方面，都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形成了不同于中国书法史上任何一家一派的独特个性。1996年5月，由《大众日报》和山东师范大学在山东美术馆联合举办的首次孔孚书展，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作品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钟爱。实际上，孔孚平常很少写字，往往只是在年终抽出一两天时间，写几幅字送给朋友。他留下的上百幅书作，主要是在晚年养病期间，激情突然迸发，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的。除了少年时代的童子功之外，他后来并未着力于书法，却在书法上收获了不虞之誉，这不能不说是发生在孔孚身上的又一奇迹。

“狂狷”“孤傲”的诗性人格

大凡了解孔孚或读过其诗文者，应该都会感觉到：孔孚是真正富有诗性人格者。他孤傲清旷，狂狷不羁，用宋遂良先生的话说：“长一身傲岸之骨，披一肩狂狷之气。”

他的狂狷与孤傲表现在诗艺上，就是敢于傲睨前贤。

在诗论方面，他虽然很欣赏宋人严羽的《沧浪诗话》，但也不客气地指出：严羽过分迷恋书本，视野不宽，美学上喜欢远距离，眼却有些近视；虽强调写诗要“直截根源”，却并没有真正探到大千世界那个“源头”，甚至对从那个“源头”分出来的流“也不甚了了”。对于历史上许多著名诗人，他都有过尖锐的评点。在他眼中，陶渊明为人称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是平平淡淡，初级“自然”而已。即如李白、社甫，他亦认为不必“高山仰止”。他曾发誓要与李、杜一较高下，他要用“隐现”的手法，“抟”出一个“虚宇宙”。

他在《题己》一诗中写道：

出佛出道

亦牛亦马

何须千手千眼

抟虚宇宙

我们仅从这一篇诗的“宣言”中，从“抟虚宇宙”的气魄中，便足可看出孔孚在诗艺追求方面令人崇敬的“狂气”与雄心。

与“狂”相关，孔孚是一位孤独者。

他常常一个人寂寂独行于山水之间，曾独自游荡于崂山半个多月；他曾为自己写过一幅斗方，上书两个字：“寂人”；他曾写过一篇含有自况意味的散文，题目是：《“寂人”，“默默地”》。1996年，在济南举办的孔孚书展上，他写下这样两句题词：

荒荒宇宙一人行，且听历史之回声。

他在《崂顶速写》中写道：

漫步在天上

只有我和太阳

在《大雨中过雷神峡》中写道：

我与雷神同行

拄一根断枝

在茫茫宇宙中，已经难觅同道与知音，只有天上的太阳与雷神之类可以结伴远游、可以相互安慰了。这就是孔孚的“大孤独”。孔孚，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一颗深刻的孤独之心的诗人。

1986年冬在山师校园

孔孚的孤独，不是生活的孤独，而是生命的孤独。他的孤独，绝不是来自于对生活及命运的怨怼，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生命的孤独，是诗人独具的姿态及其精神视角下生命的呈现形式，是一种真正属于诗和诗人的深刻的孤独。

生活的孤独，往往缘于人生的被动与无奈，可以使人迷茫失意，可以消蚀人生的热情、勇气和信心；而生命的孤独，则往往缘于个体超尘拔俗的睿智和关怀万物的胸襟，是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孤独”。这“孤独”可以使人昂扬振奋，可以激起人强劲的生命活力，可以唤起人博大的爱欲和情感。在孔孚的诗中，闪耀着的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生命之光。如他在《飞雪中远眺华不注》写道：

它是孤独的

在铅色的穹庐之下

几十亿年

仍是一个骨朵

雪落着

看！它在使劲儿开

看这孤独的山，没有寂寞和悲哀，没有困惑和失意，而是有着怎样不羁的、顽强的生命活力啊！那花“骨朵”“几十亿年” 了，仍欲顶破那“铅色的穹庐”，一直在“使劲儿”开。我们从中看到的，正是诗人自己昂然不屈的生命形象。

宇宙洪荒的诗歌境界

好的诗作，不仅要体现为“诗”，还要臻于高超的境界。

按宗白华的看法，艺术的境界是“天地境界”，或谓“宇宙境界”。从诗境来看，孔孚诗歌的高妙之处，还在于对高层次的宇宙境界的追求。他曾明确讲过：“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宇宙层面，当站在这个高度看问题的时候就全通了，什么物我、主客、过去、现在、未来，在我这里全是通的。物我全息，时空全息。我只需寻找触动读者心灵那根弦的那个点，以最简单的符号引发读者产生共振。只要人的灵气动了，什么创造力都会生发出来。”

在具体作品中，这样一种宇宙境界主要表现在：

博大壮阔之境。孔孚的诗，虽多是寥寥数语，但其中呈现出来的，常是一个博大壮阔的想象空间。在《轩辕柏》一诗中，你会看到这样震撼人心的场景：黄陵轩辕庙内的那株轩辕柏，正在青天为之铺好的“云锦笺”上，“以长春绿／写五千年历史”。品读《青州古城晚眺驼山》，你会随那只“驮一轮落日”、昂起的头颅“高出群星”的骆驼，走进一个辽阔无垠的世界。

孔孚诗歌创作中的“取景”，常有意识地取“飞起来，抟羊角而上，在九万里的高空，然后向下俯视”的高距离、远距离视角。正是由此视角，诗人才看见：那月亮，“蘸着冷雾／为大峨写生”（《峨眉月》）；“黄河”成为渤海中一个“颤动”的“音符”（《渤海印象》）；崂山，“濯足于万里长波／肩搭一条白云”（《崂山》）。在这类诗中，才形成了浩阔的宇宙气势。

远古洪荒之境。孔孚的许多诗，会将读者引入一个超越世俗烟火、人间纷争、生死悲欢，而“与宇宙为友，与天地闲聊”，类乎德国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所主张的悬搁一切、追求现象学还原的远古洪荒之境。如在《崂山》中，他写出的是：

崂山在海边沉思

回忆他的童年

那时他把大海当竹马骑呢

敲打着太阳这个铜盘

在《千佛山巅我捡到一个贝壳》中，他想到的是：

跨上鲸背

游向荒古水天

他在《高原夜》中写道：

寂灭之深渊

宇宙孵卵

在这类诗境中，我们会感受到一己生命消融于永恒、个体自我融汇于宇宙的心神快慰，会向往于“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的高洁人格，而这就是宇宙境界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幽深玄秘之境。孔孚的诗中，还有一种玄妙莫测、令人遐思不尽的神秘美。在黄山天都峰上，于狂风暴雨占领了大宇宙的暴戾氛围中，诗人俯视雷电，居然听见“有婴儿啼哭”；在峨嵋息心所，居然“来一山灵／摩我的心”。在无人读懂的泰山无字碑前，诗人写一条青虫“在读”。另外，诗中不时出现玄狐——二仙山上，它把“长长的尾巴拖进黄昏”；钻天坡上，它在“合十”祈祷；峨嵋金顶，它立于一片危岩，竖耳倾听着人间的秘密；在泰山曲径，它竟“手拈莲翅”，引诗人“入黄花洞中”……悟透天地玄机、洞彻人间幽秘的“玄狐”及其扑朔迷离的怪异之象，无疑为孔孚的山水诗平添一种兴会通灵的奇趣、一种玄妙莫测的神秘美。透过这神秘和诗境，我们会感到，诗人的目光，穿透了有与无、生与死、灵与肉、物质与精神、古往与今来、时间与空间的壁垒，窥探到了宇宙本原的生机，触摸到了天地万象的律动，参透了大千世界的永恒，最终拥有宇宙情怀、臻于宇宙境界。

我们常说，好的文艺作品是具有超越性的。而宇宙境界，正是超越性的至高表现。孔孚的不少诗作，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至高境界。就其审美功能而言，这境界无疑具有刘勰所说的“疏瀹五脏,澡雪精神”之效，能够给人以更为高旷超逸的情感陶冶。

“孔孚味”的诗艺追求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孔孚是一位对诗之本体特征有着深刻理解，且真正痴迷于诗、潜心于诗艺探索的诗人，其追求主要表现在：

“隐现”与“远龙”之境。孔孚曾明确表示，他的诗歌创作，追求的是“隐现”，即在写作过程中，既不拘泥于“实象”之摹写，亦不步趋于“意象”之创造，而是遵从“无”即“大有”的中国道家哲学智慧。不拘于象，从有到无，设法以“无象”隐“有象”、以“大虚”隐“大有”，从而创造出他所倾心的 “无鳞无爪”之“远龙”境界。如在《渤海印象》中，面对黄河入海口的景观，诗人既未写渤海，也没写黄河，其视野焦点，只集中于那黄河在大海中缩成的一个“颤动着”的“音符”。这就是孔孚所追求的“隐现”，所创造出的“远龙”诗境，诗人正是借“隐现”构成的“大虚”之象，将渤海湾之壮阔交予读者让其自由想象了。

“灵视”与“灵美”意趣。与重“隐显”“出虚”相关，孔孚认为，真正属于诗的意象，绝不能来自目之所见，而是得之于“灵视”。他讲过，他的诗要创出既不同于“第一自然”也不同于“第二自然”的“第三自然”。他所说的“第一自然”指的是直陈其事；“第二自然”乃王维式的“以物观物”；“第三自然”则是“以虚观虚——以灵觉观灵物”，也就是“大虚”。对孔孚的诗歌有深入研究的评论家刘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诗论史上有“实象”“意象”之说，但在孔孚这儿，追求的是“灵象”，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见。在孔孚看来，“实象”是可画的，欠虚，固乏诗意；许多“意象”也还是可画的，因而还是“小虚”；而“灵象”是绝对画不出来的“大虚”。孔孚的诗歌中之所以真正有“诗”，即因其中随处可见出之“大虚”。

因囿于“文以载道”之类的传统文学观，对于孔孚的某些诗，亦有人称“看不出”要表达什么意蕴。对此，孔孚的回答是：“有的诗不一定蕴含什么，不过作为一件‘艺术品’而存在。”“有的诗，就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诗不是为了‘验证’哲学、美学。严格说，亦不可‘阐释’。”“‘两头白牯手拿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灵美’而已！”

“减法”与精品意识。孔孚反复强调过自己的创作原则：“简”（或谓“减法”）。这“简”不是指简化诗的表面形式，而是要尽力将太实的、非诗意的东西减掉，只留下有诗意的东西，从而写出诗之精品。按其“减法”之则，孔孚每一首诗的创作，都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如《古德林漫步》一诗，结尾原为两句：“字间杂有鸟语／鸠摩罗什吃惊”，后只留一句，径以“字间杂有鸟语”作结。诗人自己这样分析修改缘由：“出鸠摩罗什一象，就是有了规定。‘吃惊’似乎有味，但也是规定。不如落到‘字间杂有鸟语’这活处好。”仅此一例，即可看出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投入了怎样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匠心。

孔孚诗中之所以有“诗”，之所以有许多精品，之所以形成了无法为人效仿的“孔孚味”，就是因为他潜心以求、精益求精。

富有创见的诗学贡献

孔孚的诗，自可谓山水诗，或谓新山水诗，但实际上孔孚对于中国当代诗坛的贡献，不仅在于写出了独具一格的山水诗，还在于其富有创见性的诗学思考。仅从他提出并反复论述的“远龙之境”“出虚”“大虚”“灵视”“隐象”这些新颖独到的诗学术语中，就会感受到孔孚在诗歌理论方面的创见性。

孔孚所说的“远龙”，既非指具象的可见之龙，亦非指龙身上的一鳞半爪，而是“无鳞无爪”之龙。在他看来，“一鳞半爪”尚是“小虚”，由“灵视”而得的“无鳞无爪”之龙才是“大虚”。他在诗中力求的就是这种“大虚”之境。

孔孚所醉心捕捉的“远龙”，是一个有着深厚哲学意蕴的指称，它近于老子的“道”，亦类乎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那“远龙”、那“道”、那“存在”，都是不可言说的，尤其不能用文字描摹的，只与人的主体心性相关，且因人而异、因境而变、恍惚莫测。正是这恍惚莫测，使得诗歌的“世界之门”得以洞开，清澈澄明之境得以呈现。正是由“远龙”视角出发，孔孚力叛基于“载道论”的传统诗歌价值观。在他看来：诗不是社论，“不能指望它扭转乾坤。它只不过是想：能于人之生命中注一点儿‘灵性’而已！”“我们的‘使命’，就是使生理的官能感觉全部升入‘灵’的层次；并疏之使其‘通’；抟虚宇宙，以唤起我中华民族之‘灵性’”。与传统的“载道论”相比，这似乎是“无用”，实则包含着“大用”。

1986年秋孔孚在峨眉山

孔孚的这一看法，是贴近诗之本质特征的——培育人的灵性要比通常所说的“教育意义”更为重要。一个人，只有具有了灵性，才不会迷信盲从、唯唯诺诺、奴颜婢膝；才会人格超迈、思维活跃、敢想敢干、勇于创造。孔孚那些富于想象智慧、抵达宇宙境界的诗作，正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够培育民族灵性、人之灵性的“大用”。

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艺理论中，一直特别强调诗之教育功能。实际上，有主题思想、有教育意义的诗是好诗，而文学史上许多难说有什么主题思想、什么教育意义的诗，也可以是好诗甚或是更好的诗。相反，有的诗，因主题思想及教育意义太过显露，反而失去诗味了。文学史家大多认为宋诗不如唐诗，原因即在于唐诗主情、宋诗主理。“理”自然能体现具有教育意义的思想，却致使诗之品位下降了。

关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孔孚发现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某些精于诗道的先贤，虽然从理论上明白“从有到无”的诗道，但在实践中往往又推崇那些立足于现实教化、具有儒教风范的作品。令他深感遗憾的是，蕴含着东方哲学智慧的“远龙”，本应呼风唤雨、逐浪击水于中华民族的诗之长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条诗河于千百年前便已淤塞了，与诗之本质相悖的“写实论”“载道论”竟成为诗界主潮。孔孚疾呼，这一淤塞之艺术河道，必须重新开掘，以使“地下之潜流得以涌出，洋洋乎流于东方”。同时，他还乐观地预言：“迟早有一天，会有第二个庞德，向东方作第二次朝圣。那时他们所惊异的，将不是神龙之一鳞半爪，而是‘无鳞无爪’的神秘主义现代东方‘远龙’”。

就中国当代诗歌的兴盛与发展而言，孔孚上述关于“诗”之本质、“诗”之功能，以及中国新诗的未来走向等重要问题的思考与见解，无疑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是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