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考入山东师大文学院中文系时，对所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之甚少，更缺乏学习兴趣。入学后，我久久走不出高考志愿没填报好的阴影之中，老想着通过自学跨专业考研。

记得军训后不久，学院组织了一场报告会，要求我们大一新生都要去听。当时，我不太想去，但又怕挨批评，便很不情愿地去了。到了报告的地方，我找了后排一个很不起眼的座位猫了起来。主持人介绍报告主讲人时，我了解到要作报告的是学院的资深教授朱德发老师。听说他在全国很有影响力，名气很大，我便强打精神准备好好聆听一下。

朱德发老师那时60多岁，个头不高，但感觉博学儒雅，很有学者范。可他一开口讲话，我就有些郁闷了——朱老师胶东口音很重，讲的很多话，我都听不懂，于是便有些失望，听的时候也老走神。直到朱老师让我们猜猜他总共精读了多少本书时，我才重新提起了精神。心里暗自琢磨，60多岁的知名教授，读个三四千本总该有吧？或者更多！然而朱老师的回答让我和同学们都大跌眼镜，他很谦虚地说：“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自己至今精读下来的书也就七八百本，这里边当然不包括泛泛而读的书和教材。”然后，朱老师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希望并建议中文系的同学们多读一些书，大学四年能够精读名著200本以上的同学，就可以称为中文系合格的毕业生了！”整场报告，别的内容我大多都没听懂，有的虽然听懂了但很快也忘记了，唯独朱老师强调的“精读名著200本以上”这个合格毕业生的标准，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听完报告，我就开始了反思：虽然定了跨专业考研的目标，但自己毕竟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时不求优秀，总得合格吧？要不怎么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的呢？于是，我开启了自己的阅读历程。上大学前，我的阅读少得可怜，总共也就读了十几本名著，文学功底很差，所以借书时一度感觉茫然。后来，我自己定了个标准：只读名著，古今中外但凡在文学史中提到的，能借到哪本就先读哪本。一开始，阅读的体验并不美妙，好多名著，尤其是古代和外国的，如《巴黎圣母院》《罪与罚》等，读起来很吃力，读着读着就想放弃。但我逼着自己继续读下去，奇怪的是这些名著有些刚开始读时感觉很乏味，但读到后来却越来越感觉精彩。

大二结束时，我差不多读了一百本左右的名著，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慢慢产生了兴趣。大二暑假，我最终放弃了跨专业考研的想法，将目标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时，朱老师“精读名著200本以上！”的标准时刻惊醒着我，于是大三我开启了疯狂阅读的模式，一年下来读了一百多本名著，提前一年完成了二百本的目标，到大学毕业我总共读了将近三百本名著。考研虽然最终失利，但大量的阅读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大三下学期，算是比较晚的了，但毕业时，我发表文章的总量在中文系当级学生中却是比较靠前的，也因此获得了到大学校报工作的机会。工作16年来，虽然依旧坚持阅读，但能有精力并静下心来阅读大部头著作的机会却少之又少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让我在本科毕业找工作时能有一技之长，工作后能不断发展进步的最大功臣还是要归于大学期间阅读的近三百本名著。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朱德发老师虽然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给我们作报告也仅有一次，但他却深深影响了我。他的报告让学业迷茫的我，最终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并开启了走向成功的征程。求学时，我能遇到像朱德发老师这样的名师大家，并有幸聆听了他的报告，真是一种确幸！

母校建校70年来，像朱德发这样的良师涌现出了很多。仅我就读时聆听过他们的课并对我影响颇多的还有宋遂良、王万森、李掖平、魏建、吴义勤、张清华等老师，他们中每一位都是名师大家，但又都那么亲切随和。

宋遂良老师那时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每节课他的课堂都爆满，许多其他学院的同学也都慕名而来。听他的课，我们都很享受，他每每娓娓道来，如一位慈祥的老爷爷跟我们拉家常一样。虽然像在聊天，但又蕴涵了许多智慧，无形中传授给了我们很多知识和道理。

大三时，对专业学习产生兴趣的我在大量阅读之余，写了不少习作。有一段时间，我迷恋上了现代诗歌，隔三岔五就来了感觉写上一首，并很自信地投出去，但连投十几次都没能发表，很是苦恼。于是，便想请宋遂良老师给指导一下，就把自以为写得还不错的十几首诗歌习作打印出来，委托跟宋老师联系比较多的一个同学转了过去。虽然打印稿上留了宿舍电话，但一连几天都没有动静，我以为宋老师忘了这事或不想给我看，心里也琢磨着要不要主动打个电话去问一问。

没想到，一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刚回宿舍就接到了宋老师打来的电话。他先是谦虚地说：“国军同学，诗歌不是我研究的专长，我就从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角度谈谈我读后的体会吧！”接着，他便把我的习作分了几类。说实话，我自己当初只是一个劲写，压根就没考虑风格等问题，听宋老师一讲，突然发现非常明晰起来。电话中，宋老师还把我每一首习作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最后，他很中肯地对我说：“国军同学，你可能并不属于那种文采飞扬的类型，而且诗歌创作很辛苦，也许并不适合你，建议别把太多精力放在这上边。”电话交流了近半个小时，刚挂上不久，又响了起来。还是宋老师打来的，他又补充说：“国军同学，诗歌我真不在行，你可以再找清华等老师给指点一下。另外，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些重，你千万不要灰心，从你的习作中，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真诚而细心的孩子，你可以多尝试写一下散文，正好可以发挥一下自身的优势。”通完电话，我虽然多少有些失落，但更多的是感激，对宋老师的建议也牢牢记在了心里。其实，我自己也深知并不是写诗的料，只不过一时兴起而已。所以，从那之后，我把写点小诗当成了一个业余爱好，不再刻意为之，而是很有感觉时才动笔写。没想到后来偶尔为之的小诗，反而陆续发表了几首。

跟王万森老师首次接触是在2008年读高校教师硕士研究生时。

有一次在他的课上，让我们就《红旗谱》与《白鹿原》两部小说进行比较。那时，我正在琢磨毕业论文，准备写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长子形象研究方面的，恰好对这两部小说进行了精读，也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便斗胆发言，提出了“《白鹿原》颠覆了传统长子形象”的观点。王老师听完，注视了我一会，问到“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前两次课上似乎没有见过你。”我报了自己的名字，并不好意思地解释到“不好意思，王老师，我读的是高校教师，前两次恰巧单位有事不方便请假，没能前来聆听您的课。”“怪不得呢，原来是同行，崔老师快请坐！你刚才提的观点很新颖！”王老师笑着说。后边的讨论很热烈，王老师提出一个观点，同学们都没有反应，他又笑着征询我的看法“老崔，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话音刚落，同学们都笑了起来，我虽然多少有点尴尬，但更多的是感觉到了温馨。

两节课很快就结束了，下课后，王老师主动找到我说：“小崔，你对长子形象这块有一些见地，毕业论文可以尝试写一下这方面。你们高校教师一边工作，一边上课不容易，我给你留下联系方式，有什么事随时联系。交课程论文时，若不方便，可以把电子稿发我邮箱，我替你打印出来交上。”初次相见，王老师对我的称呼由“同学”到“崔老师”“老崔”再到“小崔”，让我感到他是那么亲切随和，与他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那时，每年元旦都流行邮寄带有自己单位风景的贺卡，我也在每年12月份给老师们寄一张聊表心意。2009年元旦，我的贺卡寄出不久，就收到了王万森老师回寄的贺卡。王老师能回赠我贺卡已让我很感意外了，当看到贺卡内容时，我更加“惶恐”了，因为他在上面写的是“崔国军老师收”。作为无名小辈，惶恐之余，对王老师的谦逊与随和更加敬佩！

李掖平老师和魏建老师的课应该是圈粉最多的。读本科时，我们偶尔才能听一次他们的报告。读硕士时，他们讲专题，每周一次课，都在晚上。每次上课教室都座无虚席，去晚的同学都没座了，有的干脆站着听。他们上课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感染力强，每次课都很投入，声情并茂，侃侃而谈，中间都不休息。六点半开始的课，有时会讲到十点多才结束。三个多小时的课，他们讲得精彩，同学们听得也过瘾，每每下课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一连听了几周后，我跟在济南工作的几个高中同学聚会时，忍不住提到了李掖平老师和魏建老师的课。没想到他们听了我的描述，也很向往，都跃跃欲试想去现场感受一把，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带他们去听一次。

刚读硕士要选导师时，我鼓起勇气联系了李掖平老师，因为此前从未跟她打过交道，又没有人推荐，生怕她不肯带我。没想到，她听了我的介绍后，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带你没问题，但我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你们高校教师对毕业论文要格外加把劲，质量不过关，我可不让你参加答辩！”当时，我对自己挺自信，自认为毕业论文肯定能写好。

2009年春节前，我把毕业论文初稿提交给李老师后，便以为万事大吉，没有心事地回老家过春节了。没料到，返回济南不久后的一个周六上午，李老师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国军，本以为你从事文字工作，毕业论文应该没问题，但我仔细看了一遍后，发现问题不小，要不你来我家一趟，咱们当面商量吧！”挂了电话，我便赶紧打车去了李老师家，她早已准备好，我一坐下，她便给我一一指出了问题所在及修改意见。所有问题都指出后，李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慎重考虑一下，论文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本需要重写，其他部分问题倒不大。但时间比较紧张，外审的时间可能提前了，你是抓紧修改还是申请延期半年？对你们高校教师来说，延期没有多大影响，但一旦外审通不过，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当时想都没想便坚决地说：“老师，我修改！时间再紧张，我也要试一试！实在修改不出来，再考虑其他的。”看我很坚决，李老师也同意了我的想法，并着重交代了几点修改注意事项。

写论文初稿时，我自己也意识到了第一部分挺不自然，总感觉不大舒服，想修改但又无处下手。听了李老师的修改意见后，我豁然开朗，仿佛突然开了窍，大破大立，把第一部分推倒重写了一遍。那个周日，我从早上八点多，一直写到晚上九点多，中间只去餐厅简单吃了午饭和晚饭，终于写了一万多字，把第一部分完全替换了。

修改后的论文，发到李老师邮箱后，我很是惴惴不安，生怕通过不了。好在李老师很快给我回了电话，开玩笑说：“国军，你潜力还挺大嘛！稍一加压，就修改得很成样子了，正常申请吧！”经历了毕业论文这场风波，让我对自己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写作方面尤其是论文上，不再盲目自信，而是更加严谨认真。

在母校求学期间，我们在校园里经常有幸遇到嚼着口香糖的吴义勤老师，留着长胡子的张清华老师，课上经常讲点冷幽默的张光芒老师，他们跟朱德发、宋遂良、王万森、李掖平、魏建等名师大家一起组成了当时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豪华阵容。这些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我们引领，而且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处事。

在母校70周岁生日之际，在本科入校20周年之时，我由衷地感恩母校，发自内心地庆幸自己求学期间能够遇到那么多亦师亦友的老师！

崔国军,男，1981年6月出生，文学硕士，副编审，2000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年参加工作，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融媒体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