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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78和那些年朦朦胧胧的青春故事

2020-08-04
程汝钊

1978年的春天,一个令人难忘的,也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日子。这一天阳光明媚,下午四点多钟,我照例提着暖水瓶到工厂后院的锅炉房去打开水,路过政工组办公室,看着办公室开着窗户,就走过去,想拿点旧报纸看看。政工组组长,机关党委总支书记曹中智在里面,我打招呼说:"曹书记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曹书记的家就在我们工厂的附近的农村里,他过去是济南某厂的党委副书记,为了离家近,调到我们厂担任政工组组长,机关党委总支书记,职务降了一级,但是离家近,他也接受了。

曹书记回答说:“我等6点的火车去济南给咱们厂报考大学的人报名,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他又问:“小程,你怎么不报名?”我说,“我考不上。”他说:“你不是学日语吗?”我说:“学着玩呢。”其实,1977年高考我就犹豫了一阵子,当时顾虑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担心白忙活,虽然是市里的劳模,但在厂里连中专也没有被推荐过,别说上大学了。1978年高考也犹豫过,但是有另外一个目标在吸引着我,就是入党,我已经连续三年是济南市的劳动模范;连续两年是山东青年社会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建设突击手,外查内调已经结束,入党在即了。不仅是为了理想信念,也可以一举改变我们家三代没有党员,“五服”内只有团员的历史了。上学还是入党?我选择了后者,另外,上学有风险,考不上呢?“报考大学”等于“不安心工作”等于“入党更没有希望”。最终选择了苦干死守。这次书记一问,还是老套路回答了。曹书记不甘罢休地又说:“考考试试吧,报名费5毛钱,你考不上,算我送你;考上了,你还给我。”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说:“你让我想想,等我打水回来,我告诉你最后的决定。”

打水一路,考虑了一路,最后还是决定留厂入党,改变家庭的政治面貌。而我已经到了入党边缘,也政审了,虽然不能说政审就过了,但只差临门一脚了,否则一切从头开始。最后决定不考学了,入党!我提着装满热水的水瓶重新回到政工办公室,只见门已经上锁,曹书记已经去火车站乘火车去济南报名了,想改也来不及。我必须努力学习了,当时想至少要考到查体,说明自己能力不差,当天晚上我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记得当时离高考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工厂在农村,晚上蚊虫特别厉害,我钻蚊帐里,汗湿了凉席这边,我掉到凉席那面,那面湿了,再掉过来,天天折腾到夜里1-2点,顾及到劳模的形象,白天还要坚持上班,两个月掉了十几斤肉。

我上班坚持到考试的最后一天,一天也没有请假。考试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和外文,数学不懂,干脆没有去考试,政治,历史,地理考的最好。

记得政治考试的时候特别爽,时间不到一半,我就交卷走人了,后来政治得了70分,分数并不高。我历史地理最好,都是79分,语文作文改写搞砸了,得了56分,日语49分。不要看日语49分,是当年山东日语考试的第11名。第一名是来自烟台姓张的同学,成绩是72分,是洛阳外国语日语专业毕业,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后来去了北京大学。当年山师的日语最低录取分数线是30分,总分275分;山大日语最低录取分数线是35分,总分285分;北大是日语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0分,总分300分。我总分333分,已经超过了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但是不敢报,怕政审刷下来,而且当时根本不知道各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离家近,我姑姑姑父都是山东师范学院毕业的,我姑父留校工作,小时候常去山师,山东师范学院的美丽校园和校园里文静优雅的教工子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师校园建筑布局合理,美观大方,校园种满花草,一年四季空气中弥漫着芬芳,是山东省最美丽的高校。所以,我三个志愿分别是山东师范学院外语系日语专业、山东师范学院地理系、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地理系。山师就像一个心仪的美丽姑娘,让我全心全意地去追求。

记得一天,我还在工厂图书馆里做义务管理员给人借书忙,一个工人说:“小程,你还在这里呀,人家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我一听,急了,赶快奔火车站,赶火车去济南市历下区区政府去拿入学通知书。记得当时放录取通知书的架子上只有2-3个通知书了,心里有点慌,报上姓名,还好,有一个是我的。拿到入学通知书,还不忘给递给我通知书的姑娘说,本来可以去北大的,没敢报呢。记得那个姑娘微笑着,眼里充满了羡慕的目光。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经过济南名泉虎泉,看着青青的泉水,和泉水中的鱼,我心里不断地涌出一句话:我的命运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

回到家,爸爸妈妈,妹妹满脸都是笑容,我们的大杂院里大家都是喜气洋洋。我没有想到,一个大学录取书有这么大的效应。后院的牛哥对我母亲说:“程娘娘,您这家可是状元府呀”!母亲那总是愁苦的面容露出了欢喜的微笑。

多少年以后,我妹妹还说,想想都后怕,当年要不是老曹给你报名考学,此时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讨生活呢?

我们厂(济南半导体二厂)后来因为经济效益不好,被另外的企业收购,再后来收购的企业也垮台,工厂被分了,工人们自谋出路,各奔东西,以前从美国回去还有联系,现在许多人也联系不上了。我带着三级工43.21元的工资读了四年书,这都是工厂的支持,工友们的血汗呢。

回厂办手续,取行李,望着熟悉的工厂和多年的工友,16岁入厂,24岁离开,8年岁月一朝离去,也为了那失去的入党资格,大哭了一场。而我面前是一条知识和鲜花铺就的大道,从此我扑向知识的海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岁月如烟但并不如烟!曹书记、林老师、高师傅、工友们你们都好吗?

程汝钊,外语系78级校友,山东师范大学北美校友会会长、美国华兴报社长。

编辑: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