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祚昌（1921-2006），辽宁辽阳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史研究和世界近代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为我国的世界史学和美国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美国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代表性著作有《美国独立战争简史》《美国内战史》《杰斐逊传》《杰斐逊全传》等，在《历史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曾任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会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等职。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教委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一等奖等奖项，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刻苦读书  选择史学为毕生志业

刘祚昌，曾用名刘西仁，1921年5月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一个耕读世家。父亲刘国廉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颇有造诣。刘祚昌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尤其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化。读小学时，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深深激起了刘祚昌的民族义愤。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祚昌满怀爱国热情，于1939年离家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社会经济专业。后因战事扩大，刘祚昌经过上海、香港和广州，辗转到大后方昆明，入读西南联合大学，不久转到历史系。在西南联大自由民主氛围的熏陶下，刘祚昌如饥似渴地学习。他聆听了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学者讲课，与同学们自由地讨论国内外大事。两年后，他又转学到四川大学，曾选修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课程，从中受益匪浅，由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他对外国史尤其是欧美近代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他深刻体悟到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愚昧”，决心选择历史研究作为一生的事业，用历史进行“启蒙”，启迪人民的心智，消除人民的“愚昧”。他特别热衷于美国史的研究，希望利用美国的成功经验，来激励国人奋发图强。从此，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美国史的研究上。

1946年至1948年，刘祚昌先后任教于沈阳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东北大学先修班和长春大学等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刘祚昌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他在长春东北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讲师期间，讲授世界近代史，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世界史工作者。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创建了各高校的世界史专业，东北师大因此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的“摇篮”。

1956年，刘祚昌调到山师历史系任教。当时，他正值精力充沛、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却遭遇政治风雨。然而种种磨难并未击倒他。他忍辱负重，以顽强毅力进行研究工作，为以后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基础。

学贯中西  奠基我国世界史学科

刘祚昌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严谨治学，学贯中西，造诣精深。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共出版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专著5部、译著5部，主编省部级以上立项教材3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1978年以来，先后培养了22名硕士和3名博士。1995年退休以后，虽然久居国外，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学校和学院的教学工作以及世界史学科建设，每次回国都要给学生作学术报告。

在历史系1986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致辞

在世界近代史教材建设方面，刘祚昌为打破苏联的史学体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作出了很大贡献。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刘祚昌与史学界同仁一起努力打破僵化的苏联史学体系和极左思潮的旧框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事研究和探索。他先后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世界近代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和《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三部教材，均被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使用。他还在“高教版”教材中增加了社会史内容，并在人物的评价上有其独到之处。这些都使这部新教材的内容更加生动和翔实，在学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世界近代史体系。该教材还被用作国家“八五计划”重点用书和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重点教材”向全国推广，并获得了国家教委1995年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上述三部教材以及撰写的论文中，刘祚昌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世界近代史的理论和结构上敢于创新。在史学观念和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上，他否定了过去在国内史坛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主张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以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作为分期断限的依据。根据这种史学观念，他阐释并运用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法，将“1640年至1917年”这种仿自苏联的世界近代史时限改为1500年至1900年，即世界近代史起始于1500年左右发生的地理大发现，终于1900年前后世界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对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做实质性的改进。改变了以往世界史注重政治、经济史的作法，增加了社会史的内容；加强了对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力度；重视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填补了教材在理论和史实上存在的空白。关于教材编写方法，他采取了整体史学的宏观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站在全人类的大视角，对世界历史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这样，以往干巴巴的世界史就变成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活生生的历史。

对世界近代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把英国1688年政变定为“1688年革命”而非“光荣革命”或“政变”。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并非资阶级革命的典型，它的一系列过激行为和恐怖政策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灾难，包括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他否定了传统的“法国热月政变是反革命”的观点，认为是“开始了巩固革命成果和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他认为德国统一不存在两条道路，只有“自上而下”通过普鲁士进行的王朝战争才是统一德国的唯一道路。他特别重视美国革命，尤其是在革命期间进行的民主改革在世界史上的重大意义。他破除了关于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走向反动的传统提法，认为这期间西方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稳定了社会局势和政权，为资本主义增添了活力，出现了经济繁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他对以往被否定的垄断资本主义给予新的评价，认为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时期，对于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还对英国革命的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英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和掘土派运动，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

在世界史科研领域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早在1950年，他就出过两部专著：《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均为我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史和英国近代史的开拓之作，至今仍是美国史和英国史研究生的必读书目。除了精通英文外，刘祚昌的俄文和日文也有相当水平，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主译的《苏联史》。拨乱反正后，他迎来了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内战史》，该书是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美国史的专著中水平最高的一部作品，现被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研究。刘祚昌学贯中西，兴趣广泛，在世界史和中国史方面均有不少著述。他对中国史研究有很深造诣，撰写了有关孔子、孟子、王安石、王阳明和诸葛亮的许多文章。通过对中西历史的研究和比较，刘祚昌提出了发人深思的见解：孟子和杰斐逊均倡性善说，主张人性皆善，认为每一个人都天生具有道德意识。孔子提出“仁”这个道德范畴，主张“仁者爱人”，要求人们互相亲爱；杰斐逊同样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爱，宣扬耶稣所倡导的博爱精神。孔孟都非常重视教育，并且认为教育是政治的基础，把教化人民的责任放在君主身上。杰斐逊是美国第一位提倡教育最力的政治家，他认为政治民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孔子重视人的价值，他的全部学说都源于此；杰斐逊同样重视人的价值，他的理想是自食其力的自耕农社会，人们可以充分享受人的尊严，既不剥削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孔孟与杰斐逊在时间上相距近2000年，在空间上相距万余里，而在思想上竟有这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中西文明有本质上的差异。作为中国文明核心的儒家思想，以伦理学说见长。它特别重视现世的人际关系及现实生活，而轻视虚无缥缈的天道及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理论。但是，儒家思想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把伦理应用在政治上，产生了儒家的仁政学说。它无视君主的残暴及压榨人民的客观现实，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所谓“明君贤相”上，让人民消极等待帝王“恩赐”仁政。这充分证明儒家仁政学说的空想性质。儒家仁政学说的缺陷正好可以用西方人所首创的民主思想来补救。刘祚昌认为，中国文明中另一个缺陷是忽视物质文明，视科技为末业，以致科学落后、经济落后，这正需要用西方的科学来补救。对于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高度发展，使人的社会变成一架机器，每个人都成为它的零件或螺丝钉，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的污染，人伦关系瓦解。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危机，怡恰需要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积极部分来挽救。

刘祚昌由此得出结论：中西文明可以互补；用西方的民主思想来补救中国儒家仁政学说的偏枯，用儒家思想中的积极部分来挽救西方科学过度发展所造成的危机，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

精准突破  享誉中外美国史研究

刘祚昌在世界史领域成就显赫，但其研究重点是美国史，其研究在国内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刘祚昌一生对美国史的研究可分成三个阶段：1949年至1970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利用苏联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观点。1970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开始突破苏联史学体系的束缚，直接利用英文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避免公式化和教条主义倾向，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1978年至2006年为第三阶段，在完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观点新颖的文章和专著。据初步统计，他共撰写关于美国史的论文30余篇，专著4部，译著1部。晚年的刘祚昌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托马斯·杰斐逊的研究上。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奠基者和《独立宣言》的作者。刘祚昌决心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位伟人，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他参阅了上百部英文原著，积累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和卡片，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他用5年时间撰写了专著《杰斐逊传》，于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他和邓红风合译了《杰斐逊集》（上、下集，三联书店1994年版）。2005年，《杰斐逊全传》（上、下卷）由齐鲁书社出版。这部历史人物传记，是刘祚昌呕心沥血，精工细琢，耗时14年写成的，直至他去世的前1年才最终问世。这部130万字的巨著，将他对杰斐逊的研究推向高峰，成为他的封笔之作，给史学界留下了一座丰碑。

刘祚昌主要研究杰斐逊的思想，他说：“他那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兼而有之的民主思想，特别使我心折。在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今天，使中国青年认识和了解他的思想，必然发生良好的积极的影响。”他经过艰苦努力的探索，在学术上提出了一系列与美国学者不同的新观点，指出杰斐逊具有独特的人生观：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和人生目的。政治自由和经济上的保障固然是幸福的前提条件，物质上的享受固然是幸福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幸福。美好的家庭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其次是读书，这是人生的乐趣。从人生观出发，杰斐逊的人文主义思想由此产生：一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重情意和道义而轻金钱；二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是第一位的。杰斐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自然权利学说，使之包括了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以及革命的权利。杰斐逊对专制和暴政深恶痛绝，认为防止暴政的最可靠的手段有三：一是发展教育以提高人民的辨别力并能更好地行使其民主权利；二是通过三权分立、互相牵制以保持权力的平衡，同时各级政府层层分权，以此来制约权力；三是通过人民监督和革命暴力来反抗暴政和压迫。

刘祚昌进一步闸述了杰斐逊是如何将他的民主思想付诸实施的。他总结了杰斐逊的一生，指出：他“是一位集杰出的思想家、杰出的学者、杰出的政治家和杰出的身体力行的道德家于一身的稀世伟人”，他的民主思想是“留给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类的重要的宝贵遗产。他的人格魅力对后世一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的人文主义对于金钱万能、人欲横流和崇尚物质主义的当今世界，会发生针砭作用”。

除杰斐逊外，刘祚昌对林肯和道格拉斯也格外青睐。中外学术界对林肯的研究侧重政治和经济方面，而刘祚昌却能独辟蹊径，从林肯的个人性格和品德出发，专门论述他的政治家风范，将林肯写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此外，刘祚昌还大胆为因极“左”思想影响而长期被打入冷宫、遭到否定的美国黑人领袖弗列得里克·道格拉斯翻案，客观、公正地评价其一生：“他的前半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黑人解放斗争上面，他代表美国数百万被压迫的黑人奴隶及自由黑人的利益，为黑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黑人奴隶的解放和他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

刘祚昌不但喜爱美国的历史人物，而且对美国的两次革命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关于独立战争，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对英斗争和政治、经济领域，而忽视了内部的民主改革，这样一来就冲淡了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刘祚昌在专著《美国独立战争简史》、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和《世界史·近代史编》及相关论文中，突出了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一些谬误。他指出：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也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同时，他也指出了改革的不足。刘祚昌得出结论：美国革命的特点是温和的、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在美国内战史的研究中，他力图突破苏联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尽量避免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大量使用英文的第一手资料。在专著《美国内战史》中，首先，他注重写历史人物，“通过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乃至个性，去再现历史事件及过程”。其次，他“着重写黑人的血泪史，不但写黑人在南部奴隶制度下所受的苦难和悲哀，而且也写黑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及解放后的欢乐和失望”，实事求是，客观全面。

刘祚昌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体制，他的贡献在于论证了北美殖民地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民主因素。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是一个黑暗的专制社会，充斥着民族压迫、宗教专制、阶级剥削、契约奴和黑人奴隶制度。但是，刘祚昌经过研究，力排众议，提出在北美存在着大量的民主因素，进而得出结论：北美存在的这些民主因素有利于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为独立战争和战后美国政治制度铺平了道路。

刘祚昌研究美国史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将中国的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学用于美国史的研究，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如他在写杰斐逊时，将其比作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子产、诸葛亮、文天祥和方孝孺，他们的行为、思想和业绩都体现了孔子所提出的“仁”字。特点之二是把杰斐逊作为一个“人”来写。通过大量丰富的史料详细描写传主的生活琐事，把传主一生的方方面面都写出来，生动具体，有血有肉，凸现出传主的个性特点，使读者如见其人。

在美国参加“杰斐逊诞辰150周年学术讲座会”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作报告（1993年）

他的美国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评价，《美国内战史》被公认达到了当时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杰斐逊传》则以优美的文笔、缜密的逻辑和精辟的论述赢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0期）一文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中国的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Spring，1981）上。1981年，美国《弗吉尼亚评论》（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Summer，1981）发表了美国学者对该文的评论，称“中国人发现了杰斐逊”。1993年，刘祚昌应邀出席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办的“杰斐逊诞生150周年学术讲座会”，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修身尽责  崇高品德垂范后人

刘祚昌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离不开高尚的品格。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碌碌无为，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才不致虚度。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更应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历史教学和著述尽到自己的责任，介绍国内外尤其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借鉴，使人民从历史中得到启迪，摆脱精神愚昧，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现代化之路。

刘祚昌有强烈的事业心，这是他一生成就的根本原因。他把“做学问看成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他读书、写作，不论节假日，从不间断。三尺的写字台对他有磁铁一样的吸引力，每当他坐在台前，一杯清茶相伴，一支笔在手，思绪就会像飞鸟一样在知识王国里翱翔，有“凭虚御风羽化而登仙”之感。他淡泊物质享受，追求“精神上的幸福”。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吃喝玩乐，将和“禽兽”无异。而读书写作是最大的享受，其中的乐趣是金钱买不到的，局外人也体会不到。他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写出了百万字的传世之作。

刘祚昌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他常以《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自勉。无论做何事，一旦选定目标，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锻炼身体，磨炼意志，他曾经每天清晨攀登千佛山，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在政治风雨中，虽肉体上经受劳累，精神上饱受痛苦，但他的科研工作一天都没有停止。他曾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将伊尔文的《见闻录》译了十几万字。写作《美国内战史》时，正是政治上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时期。他以惊人毅力四处搜集图书资料，几次自费到北京图书馆抄写材料，有一次连抄了25天材料。当他费尽心血写出的几十万字的手稿，被红卫兵抄走弄丢时，他没有灰心，而是从头再写，几易其稿，又用了3年时间才完成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

刘祚昌十分注重“史德”。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教育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特别强调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来教育学生。为此，他深入研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尤其是传统道德思想，写了多篇有关孔孟思想的文章。他治学严谨，写文章一丝不苟，遣词造句一有疑问便查阅《辞海》。他反对写作中的投机取巧、粗制滥造，最瞧不起“曲学阿世”或媚世媚俗、阿谀奉承的小人。他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办事光明磊落，持身清廉，处处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主编教材、当学术评委，他坚持原则，仗义执言。他从不为自己学生在评职称时“走后门”，而是让他们去和别人公平竞争。在参加会议时，当主持人轻慢了知识分子，他曾拂袖而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刘先生在家中书房写作

“文革”结束后，刘祚昌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在学术研究上焕发了青春，成果层出不穷，各种荣誉和头衔纷至沓来。1978年，他担任硕士生导师，开始招收“文革”后的首批世界史硕士研究生。1980年被评为教授。1985年获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称号。1986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担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88年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顾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以及山东省史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多次应邀访问美国，参加学术会议，进行研究和讲学活动。退休后，刘祚昌虽已80岁高龄，仍然不断奔走于中国与加拿大、美国之间，笔耕不辍，直至逝世。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和美国史研究事业。

刘祚昌虽已辞世，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和崇高品质，将永远是我国世界史和美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