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维石(1909-1999)，名镇基，字维石,天津市人。中共党员，教授，著名学者、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受教于著名学者、革命家吴检斋先生和高阆仙、钱玄同等大师。1952年9月来我校中文系任教，是我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首任主任。从事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著有《钓鳊碎语》《〈史记〉的人民性和艺术性》等。教学成绩卓著，在山东教育界影响巨大，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任齐鲁书社顾问和山东文史馆馆员、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学有根柢 甘为人梯

庄维石，原名庄镇基，字维石，后以字行。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天津市大沽口，幼年就读于北京梁家园第十九小学。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文科班，于1928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受教于著名学者、革命家吴检斋（承仕）先生和高阆仙（步瀛）、钱玄同诸大师。1932年卒业，获文学士学位。

庄维石的学生时代，北方正值军阀混战，祖国灾难深重。他如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追求进步与光明。在他看来，祖国积贫积弱，受列强欺侮，文化落后是—个重要原因。因此，当他中学毕业，面临人生道路抉择的时刻，他毅然选择了师范专业，立志做一名教师，为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而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对于这一选择，半个多世纪以来，庄维石从未游移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以教师为荣，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最大乐趣。庄维石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以及对确定的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使他淡泊名利，甘作烛光。坚定和淡泊，正是他个性最突出的特点。

庄维石做教师，始自学生时代。1928年，大学一年级时，他与师大同学、后为山师教授的阎味辛，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现代作家吴伯箫等，在北京师范大学内办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是一所为社会所承认的普通中小学校，亦为师大同学进行教学实践的场所，招收社会青少年入学，有正常的教学设施和秩序。庄维石在平民学校讲授国文课，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办平民学校，是他从事社会教育之始。庄维石幼承家教，发奋向学；大学时代，更得学术界名流吴检斋等先生的指导，于文字、音韵、文史、经学等，无所不窥，而尤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他曾选修师大教育系张申府（崧年）先生的“近代哲学”，曾广泛涉猎培根、笛卡儿、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这不仅使他学贯中西，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视野，而且于中西综合比较之中，发现了彼此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倾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贯穿于此后的教学和研究之中。还在大学预科读书时，他就以庄秋水为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先天观念论》，阐述了自己对西方哲学流派的看法。在大学本科读书时，他与同窗好友、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史家的张季同（岱年）先生等，在北京《益世报》创办了《人间周刊》，评介中西哲学流派及著作，阐述自己的哲学见解。其间，庄维石曾以庄漫存为笔名，发表了《我的杨朱哲学观》。文章据先秦有关杨朱的记载和《列子·杨朱篇》，综合诸子，比较异同，深入探讨了杨朱学说的哲学意蕴及其社会意义，初步表现出其研治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取向，即努力发掘传统哲学中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社会的积极因素，探求形成我国优秀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此后，庄维石对先秦诸子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对儒家，在批判其政治上保守倾向的同时，强调其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于道家，则指出其消极遁世的同时，肯定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这表现出他前后一贯的治学原则。总之，庄维石在学生时代已成为一位学有根柢、卓有识见的青年学者。

志操耿介 处逆适顺

1932年7月，庄维石大学毕业后，应邀来到山东，先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高级中学和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任教，讲授国文、学术文和修辞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与张友松（高级中学教师，著名翻译家）、滕大春（乡村师范教师，后为河北大学教授）相友善。

1935年8月，庄维石应邀赴河北省邢台女子师范任教。此间，他听说业师钱玄同先生慨于东北沦陷，曾挥洒如椽大笔书写南宋爱国诗人郑所南《二砺》之一，以表示其爱国志节，深受激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至河南。1938年2月至1939年10月，庄维石任教育部中小学教师河南服务团教材编辑组主任，在服务团团刊《团讯》上先后发表了《书愤》和《宗教之意义及其精神》。《书愤》一文，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书愤》命篇，从诗人抒写爱国激愤谈起，论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呼吁文学创作应宣传抗日，宣传爱国，为抗日战争服务。文章酣畅淋漓，洋溢着炽烈的爱国热情。《宗教之意义及其精神》一文，则从西方国家信仰耶稣基督谈起，针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或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或采取所谓“中立”“不干涉”的纵容观望政策，而揭露其虚伪面目。

民族危亡，国难当头，庄维石已无法读书治学。1939年11月，他到后方勤务部政治部伤兵招待所工作，担任指导员，直接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为在抗日战争中光荣负伤的中国士兵服务。

1940年9月，庄维石应邀赴四川，到四川省立华阳中学（后改列五中学）任教，曾任国文科主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教员，直至1945年7月。在这期间，他与杨太空（天竞）相友善。杨先生长其22岁，二人为忘年交。1945年9月，庄维石先后在重庆志成中学、重庆女子师范（渝女师）任教。在渝女师，与中共地下党员颜鲁（高扬）、屈清莹相过从。

从1947年到1949年，庄维石历任重庆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教授，重华学院副教授，陪都学院教授，南泉新闻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在南泉新闻会计专科学校，庄维石与同事爱国人士、翻译家陈瑜清教授相友善。重庆解放，他在渝女师时的友人屈清莹出任重庆市人民政府教育局社会教育科科长，推荐他到重庆西南工业部工业学校任教，直至1952年离开四川。

庄维石在渝期间，不唯因学识广博、教学斐然有绩，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更因其思想进步，志操耿介，赢得了士林和学生们的尊敬。作为学者，多年间，他从中学教员到大学教授，除讲授一般国文外，还曾开设学术文、文字学、文学概论、名著提要、《论语》、国学概论、《庄子》、顾（炎武）黄（梨洲）文选、修辞学、中国文学史等十数种课程。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他利用讲坛，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砥砺学生的民族志节。在抗战胜利后，为对先师吴检斋、钱玄同、高阆仙三位先生不畏强御的高尚的民族气节表示敬意，庄维石在重庆为北师大同学会草拟了吊唁三位先生的电文。1946年7月，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消息传来，庄维石十分愤慨，他不顾学校当局的警告，在课堂上义正辞严地痛斥了反动派的罪恶。一位在渝与庄维石有些接触、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忆及他在渝从教时的情景，依然对其不胜景仰。

淡泊名利 潜心学术

1952年9月，庄维石应山东师范学院院长田珮之同志之邀，从四川回到阔别17年的山东，从此便在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任教。这40多年，是庄维石从一个追求进步的爱国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时期，也是他作为学者、教育家，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

1952年9月，当庄维石应邀来到山师报到时，田珮之同志已奉命调往华东教育部。在此情形下，学校当时给他定了—个与其才学能力极不相称的中级职称。这对于曾任教授多年而自尊心极强的庄维石来说，是一极难接受的现实。是去，是留？经过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他毅然留了下来。理由很简单：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不应计较个人名利得失。

庄维石的教学实绩，很快便引起校、系领导的重视。1954年，他被任命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他被委派赴国家教育部，代表山师中文系参加由著名学者谭丕模先生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同年，校、系党组织接受了他的入党要求；与此同时，确认其高级职称的提议亦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

“文革”过后，党的政策得到落实，庄维石在政治上完全恢复了名誉。古稀之年，他仍热情洋溢地投入工作，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1977年，他为学生讲授基础课的同时，又接受系领导的委托，为本系青年教师举办了专业进修班，系统讲授古文，使青年教师夯实了专业基础，并明确了进修和提高的门径。1978年，他因教学成绩卓著，被校、系推选为先进工作者；1983年，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1985年，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成立，庄维石即被推选为副会长。同年，他的教授职称重新被确认，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间，庄维石还曾为全校“大一语文”开课，率先讲解诗文，并外出到烟台师专（今烟台师院）、省文联等处讲学，均受到热烈欢迎。1987年，年近八旬的庄维石又为本专业1987级研究生开设了《先秦诸子散文研究》《六朝文论》两门学位课程。虽年事已高，庄维石仍一如往日为求教者解难答疑。

庄维石有慨于近年有人介绍钱玄同、高阆仙两位先生的学问，而对其民族气节、爱国精神无一提及。庄维石著文缅怀两位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高尚的民族志节和爱国情操，曾说“钱高二师都是善于读书的，都能从古书中汲取营养。他们不独是饱学的人，而且是爱国志士；不独是书师，而且是人师”。庄维石从钱、高二师受业，受其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薰陶，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继承了先师钱玄同、高阆仙“不独是书师，而且是人师”的精神，从而赢得尊敬。众所周知，庄维石极擅讲课艺术，历届毕业生，亦无不钦佩而崇扬之。凡从受教或请为辨难解疑者，都觉得听他讲授是一种享受。这不仅因为庄维石博学通识，擅于发微阐妙，讲席之上胜语如流，使受业者、问疑者如饮醍醐，如坐春风，还因为他讲学每每动情。每当讲至爱国作家，如屈原、杜甫、陆游、郑所南、顾炎武等等，他常情发于中而慷慨淋漓，紧紧扣动着受教者的心弦。在《钓鳊碎语·说杜诗》中，庄维石强调诗歌“是需要感情的；不但需要感情，而且感情之深厚程度，对其艺术价值之高低起着决定的作用”，指出“杜甫诗照耀千古，主要因其感情异常深厚”，尤其是诗集中那些忧国忧民的诗篇。1980年，山东广播电台文艺部请庄维石任选一首诗讲解，以录音播放，他因身体欠佳，未允所请。电台同志因敬慕庄维石，携机器造室以求。他在一无文稿，二无准备的情况下，即兴讲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庄维石不仅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而且情融于中，气畅神随，深刻而生动。他正是从诗中表现的爱国感情，说解杜诗艺术的。1983年，他在为门人袁梅所著《屈原赋译注》所写的序文中，首先指出“屈原首先是个有清醒政治头脑，并能‘守死善道’的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论及屈原创作冲动，则云“写诗必先有真至的情感。而人之情感，必‘感于物而动’（朱熹《诗集传序》），可见写诗必是‘感物吟志’，出于自然”。屈原正是继承了古代民歌的优秀传统，“其诗紧密结合身世，所以言之真切，富有感人魅力”。文中反复申说的，就是阅读屈原作品，应首先理解屈原之身世、为人，从而理解其“守死善道”的思想动力即爱国主义精神。

庄维石学问渊博，是众所公认的。60年来所开课程的门类之多，在高校中是很少能与之比肩的。其研究领域从先秦到近代，从经史到哲学，从文字音韵到文学艺术，堪称广阔。然而，其治学重点不在“博”，而在于“精”；不唯在于有“学”，而更在于有“识”。因此，他在教学与研究中，每取精用宏，发微阐妙，见解独到。读书须先识字，这是庄维石在教学与研究中常常说的话。他对古诗、文中的字、句，从不苟且含糊，而务求其正读真义。例如在《钓鳊碎语·一字异读》中，他列举了“藏”“长”“相”“乘”“错”“参”等常见字，旁征博引，从音韵学和辞章学的角度，详加辨析，由韵正音，由音释义，纠正了俗读中的许多错误。即于权威注家，亦不为成说所囿。对历史人名的读音索解，除工具书查找外，他又提出“从韵文中探索”“从名与字的联系上探索”与“触类旁通，由此知彼”三种途径。

研究要有新见，庄维石读书、治学，从不盲从成说。小至字的认读、词义的辨析，大至诗文篇章和史的宏观考察，他都通过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前人的看法，或对某些权威性的结论，他也审慎对待，而不为其所拘囿。如研读诗文，他一向反对断章取义，以句评篇，而要求熟读长吟，融会贯通。如杜甫《醉时歌》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之句，宋人俞文豹斥其直呼圣人名讳，“得罪于名教”；今之研究者则有以之盛赞杜甫之反封建传统精神，而他认为“两说皆凭主观，不得要领”。他从全诗抒发的感情意向，并以李白之《庐山谣》、王维之《疑梦》、韩愈之《双鸟诗》直呼孔丘之名为证，说明唐人是不避圣讳的。因其不避讳，“遂贬之，以为大逆不道；或褒之，以为有反封建传统精神，都是由于昧于时代全凭主观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至“儒术”云者，更耐人寻味，“就因为它饱含激情，反言若正，深刻表达出杜甫‘君子固穷’的节操”。这样，对于杜甫既未拔高也未贬低，评价全面而得其底实。

庄维石的记忆力是惊人的，许多古代诗人诗篇乃至佶屈聱牙的经籍文章均能背诵如流。然而，他在指导读书或研究时，却从不单纯强调记诵文句，而是反复申说要善于从古书中汲取营养，首先便是学会做人的道理，即通过批判继承古人优秀的思想品格。他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巨的部分就是伦理道德部分，亦即教导人们如何做人的内容。封建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如杜甫、陆游、文天祥、顾炎武等等，就是从孔学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形成了自已高尚的品格，从而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譬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由个人悲惨遭遇，而思及天下穷苦人的苦难，并由此而产生甘愿牺牲自己而为穷苦人求幸福的愿望，正是从儒家“推己及人”思想升华为救世济人的精神。他认为做人首先要重“德”，曾以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的话，说明“才”与“德”的关系。认为“仁者”即有德者，因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所遵循的道德原则，故能处常不变，如同“山”；而“知者”即有才者，因思谋发展、创新，经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故像“水”。如果变动不居之“才”，不受处常不变之“德”所规范，所制约，它便会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危害社会。因此，“才”应由“德”所规范，所制约。并由此而联及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及中西文化传统之区别，他认为重“德”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庄维石德高望重，垂范于人，而教书育人，则是其数十年来一贯的教育思想。凡从受教者，皆有深切体会。

博学渊通 诲人不倦

庄维石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作为学者，他在父兄的教导和吴检斋、高阆仙等国学大师的学术思想的薰陶下，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有着深厚的国学根柢。所谓国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囊括了今之所谓文史哲各科知识。他在文史哲三科中，于中国哲学用力尤勤，对先秦诸子、宋代儒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使他如鱼得水，所以在教学和研究中，取精用宏，以简驭繁，有思想，有见解，表现出不同于一般文学研究者的睿智和思辨。作为教育家，他淡泊名利，为人师表，以做一名人民教师为荣，以默默奉献为乐，以培养年轻一代成长为自己的天职。因此，庄维石集学者、教育家于一身，融教学与研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特点。

庄维石学有师承，却不拘门户。他反对标榜名师以自高，主张转益多师，对前代学术有所继承，有所开拓；倡导学以致用，强调研究应适合时代需要。他认为研究学问，应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计民生；研究者应时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古代作家中，他推崇那些关心现实的爱国作家，如屈原、杜甫、陆放翁；学者中他推崇顾炎武、黄梨洲。因此，他一向反对经院式的训练和学究式的研究，而倡导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

如同所有老一代学者一样，庄维石十分重视基本功训练。他常常提到，学人要具有才、学、识。有才而无学，则不成才；有学而无识，则不如无学；而无学则不会有识，所以学是基础。第一，他认为习文，要通史，要有哲学头脑。打基础时，文史哲不可偏废。第二，读书要熟读常见书、基本的书。因为这些书是能代表各个时代的文化典籍，不然就会舍本逐末，猎奇斗胜，浪费精力。如先秦诸子中，他认为主要应读《论语》《庄子》《孟子》三部书。因为这三部书集中反映了儒道两家的思想，而儒道两家影响我国文化思想几千年，舍此则不能正本清源。因此，他指导学生读书要求有明确的目标，有所选择，有所取舍。

庄维石融教学与研究为一体，其教学本身，就是研究；其教学内容，就是他的研究心得。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或解难答疑中，学生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获得研究方法的启迪。1963年，他为1961级学生开设选修课《孟子研究》，讲《孟子》，实则是综合诸子，辨析儒道。他是在对先秦诸子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诸家思想的比较中，阐释孟子思想的，因此特别明晰而透彻。在讲解中，他不仅探其源，指出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涉其流，对宋儒特别是朱熹的注释加以评骘，令人对儒学的发展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体现了庄维石厚积薄发、注重通识的治学特点。

庄维石集学者和教育家于一身，他的研究，从不保守，总是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无私地奉献给学生和求教者。因此，他的许多学术见解，不是由他本人发表，而是体现在学生们的著述之中。学生袁梅教授和王世舜教授，在编著《诗经》《屈赋》《尚书》以及《庄子》译注的过程中，都曾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在其他一些学生的著述中，也都凝聚着庄维石的劳动和心血。

庄维石时刻关心学生的成长。他关心学生不只在课堂上，也不只在学校里。不管你离校多少年，也不管你是处逆还是居顺，他都要尽到一个师长的责任。—个1958年的毕业生，因蒙受冤屈而家破人亡。在逆境中，是庄维石的教诲和鼓励，使她获得生活下去的勇气。当其问题平反昭雪，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看望一下师长。1962年，庄维石带领学生去济南十二中实习，讲示范课的是他10年前的学生袁梅。赴十二中途中，庄维石心脏病突发，同事、学生都劝他回校治疗、安养，而他坚持按时赶到课堂。听课之后，还热情而周详地进行了评论。他说，“袁梅是我的学生，10年不见了，他教学有这样的成绩，心里高兴”。十二中的领导、教师、实习的学生们，无不为之感动。20年后，庄维石为袁梅《屈原赋译注》作序，在肯定书的价值、成就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在‘达’字上似犹未尽”的缺点。对学生该褒则褒，予以鼓励；当批评则批评，指明努力的方向。在平时交谈中，或直言，或婉告，以各种方式，对学生为人为文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他常引明代夏寅“君子有三可惜”之语，警诫学生：“此生不学，一可惜；此日闲过，二可惜；此身一败，三可惜。”勉励学生力学、勤奋、修德，不可碌碌无所成就。

1992年，庄维石先生执教60年纪念会合影

晚年的庄维石，精神矍铄，日不废读。他依然像往常一样，热情地关注着年轻一代的成长，关心着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关心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疑难而来请教者，慕其名而来访问者，庄维石都热情接待。他仍像往常那样娓娓不倦，他仍像往常那样热情洋溢，也依然像往常那样，结合所讲内容，指点着读书做人的道理。

庄维石是一位淹贯经史、博学渊通，学术造诣极深的学者，更是—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人民教育家。执教桃李满天下，凡从受教，或曾晤接先生而得聆教诲者，无不敬佩其广博学识和高尚品格。庄维石淡泊名利，志操耿介，处逆适顺，百折不挠。新中国成立以来，庄维石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甘作烛光，甘当人梯，为山东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庄维石不唯受到山东师大历届学生的衷心爱戴，也赢得山东省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