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益（1901-1986），字友三，号雯文，安徽滁州人。中国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心理学会（1921）、山东心理学会（1954）发起人之一。曾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历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劳动大学教育系主任、私立复旦大学教务长、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后第二任校长、教授。1952年起任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教授。1984年起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设章益奖学金，2018年立章益先生铜像。

章益先生为学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渊博的学识，还因为他高尚的品格。章益先生波澜起伏的人生际遇，不仅是其奋进拼搏一生的写照，也是我国心理学事业百余年发展历程的见证。

寄情复旦  泽被后学

章益1901年5月6日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系滁州名门望族。父亲章心培是清末拔贡，曾任淮阴知县、扬州盐务等职。

章益于1915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章益因发表爱国演说，被学校开除学籍。当时，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不能报考大学，章益遂向私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1872-1947，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主要奠基人）求助。李登辉爱惜人才，思想进步，对其遭遇非常同情，接受了他的报考要求。从此，章益便与复旦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进入复旦大学以后，章益更是珍惜时光、勤勉为学。章益习修李登辉的逻辑学课，以90分的考试成绩名列第一。章益于1922年复旦大学本科毕业，成绩列当年文科毕业生第二名，获金质奖章。李登辉对章益非常器重，视之为传人，便聘他留校任教。

章益谨遵师命，于1924-1927年间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因学习成绩优秀而获得研究生奖学金，是该校建校以后获得研究生奖学金的第二个外国人。1927年，章益学成回国，到私立复旦大学任教，并于次年创立私立复旦大学教育系，后任私立复旦大学教务长。1937年，日寇悍然发动“八一三”侵沪战事。学校内迁重庆。章益作为教务长，置个人与家庭的安危于度外，组织师生员工将教学资料与仪器设备等清理包装，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迁往重庆。此后，经吴南轩校长举荐，章益出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后任中等教育司司长。

1933年9月1日，章益（二排右六）、陈望道（二排右四）参加复旦大学新闻馆奠基典礼

1941年11月25日，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章益于1943年2月20日被任命为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对进步教授一向包容，对爱国学生也倍加呵护。在1947-1949年间，复旦大学曾多次遭遇国民党反动政府围捕。章益多次经过争取和努力，保护了师生的安全。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当局曾多次动员章益服从迁台的决定，但都被他拒绝了。由于章益组织“护校委员会”，抵制迁校和拒赴台湾，将复旦大学完好地保存下来，归还于人民，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下令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对他下达了通缉令。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章益先生是一个标杆，他的教育理念可以为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建设和教育改革提供参照和启示。

章益上任校长后，从1943年5月开始，大规模兴建校舍和教员住宅，复旦大学也因此成为大后方校舍条件较好的高校之一。由于办学条件改善，章益先生抓住大后方人才聚集之良机，竭力延揽名流学者来校任教。从复旦大学在北碚立足至1946年东返为止，先后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名师有：陈望道、张志让、周谷城、洪深、卢有道、孙寒冰、顾颉刚、郭任远、吕振羽、陈子展、章靳以、曹禺、马宗融、梁宗岱、方令儒、童第周等逾百人。这些知名教授，多数是由章益先生亲笔修书请来的。章益还倾力邀请包括英国皇家科学会会员李约瑟等在内的外国学者、驻华使节和政府官员来复旦大学举行频繁的学术演讲。抗战时期的学生回忆说：“那时复旦大学，可说名师璀璨，进步教授云集。他们嬉笑怒骂的生动形象，‘高山仰止’的品格，迄今铭刻不忘。”

抗战胜利后，经章益精心谋划和据理力争，复旦大学得以顺利迁回上海江湾旧址，并争取到附近多处敌伪房产，复旦大学校园规模进一步扩充。章益又延聘萧孝嵘、谢循初、萧承慎、许国璋、孙大雨、周予同、吕思勉、胡厚宣、陈守实、胡曲园、胡寄南、周慕溪、叶蕴理、赵汉威、刘咸等大批名师，新设合作学系等新系科，筹设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招收研究生，使复旦进一步跃升为南方学术重镇，以生物系为代表的若干学科居国内领先水平。

在校长任上，章益成功地打造了复旦大学的教学特色，在当时公私立大学中独树一帜。在培养目标上，章益强调大学要“培养自由人”。“复旦大学向来的办学方针，就是没有方针的方针。换句话说，就是听任同学自然发展、自由研究，学校只不过供给一个优良的环境，让各人尽量发挥各人的天才。”

在其任内，复旦大学社团林立，壁报丛生，课余活动与社会活动丰富多彩，校园民主氛围浓厚，教师中进步教授占相当比例。图书馆中，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公开摆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后人曾充满深情地回忆道：“在章益先生治下，复旦大学成为大后方的著名大学和有名的‘民主堡垒’。”

章益校长给学生发毕业证书（1947年《艺文画报》）

在治学理念上，章益非常重视基础教学，从提高学生的入学标准入手，并严格教学管理。在其治下，复旦大学以“考试严格”著称。除了严格的入学考试，进校后还有期中考试、学期大考、毕业总考及临时考试等4种。复旦大学实行共同必修课与选修课。共同必修课是学生必读的，选修课是学生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任意选读。这样既培养了学生各科渗透的专业知识结构，扩大了学生知识面，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具有广博的科研基础和专业知识的人才。

章益推行的教学改革和探索成功提升了复旦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有一项指标可以反映出这一点：1946年，报考复旦大学的考生为11616人，仅录取400余人；1947年，考生为12318人，仅取512人。从当时的录取率看，复旦大学的社会声誉应该不亚于任何一所国立大学。杜作润先生曾云：“如果复旦大学真的有了人们歌颂的百年辉煌，则章益先生毫无疑问的是参与铸创这个辉煌的一名主要角色！”可以说，章益是在使复旦大学从一所民国时期的一般大学跃升为现代著名大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

1949年8月，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委任章益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任外文系教授，兼授教育学课程。1951年，章益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后，章益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做了一名心理学教授。从此，章益离开了复旦大学，这一别就是30多年。直到1983年3月，复旦大学80周年校庆时，应时任校长谢希德之邀，章益才得以重返魂牵梦绕的复旦大学。杜作润曾对章益1949年之后的境遇做过评论：“他不是军人，解放后却被定为起义人员；他保全复旦、深爱复旦，解放后却又被调离复旦。”

耕耘山师  筚路蓝缕

1952年2月，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大背景下，年过半百的章益和老伴李伊迪从上海来到泉城济南，从复旦大学来到山东师范学院。初到济南，受到了学校领导的热情接待。章益担任教育系心理学教授，系领导对他非常关心照顾，使他感动不已。章益非常感慨：“顿觉换了一个天地，空气澄清，生活安定。”

章益自1952-1986年在山师工作，期间长达35年，系统发展了学校的教育学、心理学学科，也是山东心理学会的主要发起人。章益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倡导和树立严谨务实、开拓创新的优良学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著名的学者、专家，为山东教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定深厚的基础，也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山师的心理学科是山东省强化建设重点学科，山东省人民政府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设岗学科，学校重点建设的优势与特色学科，拥有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所有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像章益这样的老一代心理学家的辛勤耕耘及铺就的坚实基础。

执教山师，章益兢兢业业。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备课，认真批阅学生的课程论文和翻译作业。在发还的学生作业上，无论页眉、页脚和页边空白处，还是字里行间，都写满了章益的红笔批阅意见。章益在对学生作业的批阅意见中，包括论文谋篇布局、立意、论点论据、遣词造句，以至标点符号或错别字，都一一给予评析或指正。学生修改好的作业还要再上交，章益会再批阅再修改，有时一篇作业要反复修改四五遍，直到他满意为止。

章益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章益讲授西方心理学课程时，常常引经据典，喜欢用唐诗宋词来阐释很多心理学中抽象的概念。山师心理学院退休教授的张全信，当时是章益的助教。他清楚地记得，当章益讲授“感知觉”这部分内容时，曾用杜甫的“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来说明对比原则；用王昌龄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说明相似原则，把原本枯燥难懂的抽象概念，诠释得深入浅出、饶有趣味。已故山师心理学院程学超教授早年回忆说：“章益常常在睡觉前或失眠醒来后背诵唐诗宋词。他直到晚年仍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或许与长期的背诵功夫密不可分。”

章益不仅国学功底扎实，英语更是精湛娴熟。1962年，山师教育系暂停招生，大学三年级一班的学生改习英文。由于当时外文系教学任务繁重，教育系领导决定将教授该班的任务交给章益，要求在两年期间培养出中等学校合格的英语教师。作为主讲教师，章益几乎每天都授课，用两年的时间让学生们修完了英语本科4年的课程。1964年，这些半途转学英语的学生毕业后，很多分配到山东省各中等学校教习英语，成为学校的骨干力量，还有几位同学留在山师外语系和济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其中不乏英文名师。其夫人李伊迪评价说：“这是章益从事教学工作以来最得鼓舞和自豪的一次大丰收。”此后，章益还曾应山师外文系之邀，协助该系的青年教师进修，承担该系主办的翻译人员短训班的教学工作。

在山师期间，章益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论文，还有一些观点、文章通过公开讲座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像《什么是人的心理》《心理学的回顾与前瞻》《略论冯特创建心理学实验室以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论文，洞察了百余年来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深刻的评述。因在心理学科的权威和独到建树，1954年，章益受中国心理学会的委托，筹建山东分会。1955年，章益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80年以后，章益被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和山东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晚年，章益一边从事教学，一边着手翻译工作，也开始涉猎中西心理学的比较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新兴的认知心理学刚刚传入国内，章益便前瞻性地译介了美国心理学家莫顿·亨特的《人心中的宇宙》，将这一当时对国内学界而言新鲜陌生，而时下仍如日中天的心理学流派引入中国心理学同仁的视野。

章益在山东师范大学指导研究生。当时任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省心理学会名誉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由于历史原因，1980年山师才开始普通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招生，成为国务院首批恢复招生的硕士授权单位。章益80岁高龄才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直到85岁辞世，共完整带完两届4名硕士研究生，招收的1986级3名硕士研究生只有面试和望门之缘。尽管那时章益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坚持自己用打字机打印研究生讲义，每周仍安排一定的讲授时间或研讨答疑，有时晚上还会到研究生宿舍查看学生的学习。

张全信教授回忆到：“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参考资料基本都是外文，章益先生一方面到山东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查阅，一方面和山师图书馆商量购买心理学外文书籍，后来，校图书馆每收到外文新书目录，都要找章先生圈阅购买。”1991年，山师承办中国心理学会实验心理与普通心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大会，北京师范大学张厚粲教授曾参观山师教育系的资料室。张厚粲教授看过之后非常惊讶：“你们的外文心理学书怎么那么多！有好多我们都没有。”

学贯中西 尽显风流

章益赴美留学时，选择教育学为第一专业、心理学为第二专业。于是，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便成了他终身专攻的学科。

他留美归来，在各种教育刊物上，发表过不少论文，还系统地撰写和刊发了一组专门论述教育与各方面关系的文章。以《教育与国家》为开端，继又发表了《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文化》《教育与法律》以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这样的一组论文。

在此前后，他还选辑过一本专著《教育名著选读》；发表过《中国教育现状鸟瞰》《大学教育》《高级中学课程标准检讨举隅》《中国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中国新教育理论建设刍议》《上海市的教育》《分析在教学上的功用》等论文。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又连续撰写了3篇论著：《苏联高等教育》《从高等教育任务论通才与专才》《关于高等学校教员名额问题》等，开始对苏联教育学和教育领域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心理学领域，除早期出版过《社会心理学》外，章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学史这几个领域。出版有专著、译著、论文、实验报告和科普讲稿等。从20年代留美开始就不断有论文问世。章益发表过《横直行排列及新旧标点对阅读效率的影响》《读法心理的研究》《初中二年级代数教学中学生的思维过程》等，均对革新教育提出了一些积极建议，一时传为美谈。

在学术专著方面,首先出版的是《心理学讲话》。在该书“引言”中就指出科学的心理学能够建立的原因是：“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于心理的认识，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面。”在正文第一部分谈“心”“物”关系，第二部分讲“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既是在讲心理学的根本问题和心理的实质，也是在讲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和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本书充分发挥了他博学多能的优势，用了大量生动的事例来形象化地说明问题，在“浅出”中体现了“深入”，且洞见迭出，饱蘸创意。

在心理学译著方面，解放前章益与潘启基教授合译的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撰写的《行为主义的幼稚教育》，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解放后，主要有三本：一本是辑译的《新行为主义学习论》。行为主义在反对唯心论的内省研究法和奠立心理学于客观的科学基础上，是有过历史功勋的。第二本是参与审校的《西方心理学家文选》，这是一本涉及面很广的文选，主要包括：构造主义、机能主义、策动心理学、新老行为主义、完形主义与拓朴心理学、新老精神分析派、日内瓦学派与结构主义等。第三本是翻译的《人心中的宇宙》，这是章益先生晚年翻译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不久便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1990年第二期刊登了“书刊评介”，对之作了很高的评价。后来该书还获得了数项层次很高的奖励。

章益先生晚年书信手迹

在论文方面，章益也硕果颇丰。仅从《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中《章益著译一览》的论文篇目看，心理学方面就有《学习问题的现阶段》等15篇。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专题性的研究，其特点是材料丰富翔实，论述系统深刻；第二种类型的论文，是从某一个层面入手进行的学理性、贯通性的探讨；第三种类型的论文，是对学科的概览性、引领性的总结。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章益是在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开展心理学研究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章益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读书期间，正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美国盛行之时。行为主义强调人的学习是刺激-反应的机械联结。他对此大存疑惑，便使用大白鼠做了一个精巧的实验。结论说明：即使是大白鼠的学习，也不会是机械的刺激-反应联结，而是含有认识成份。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托尔曼的认识理论是在此6年之后才公诸于世的。由之可见，章益在心理学上的建树与其学思结合、不肯拾人牙慧的治学主张高度契合。

尽管章益的“科班”专业是教育学与心理学，但他对文学的倾向性则是显而易见的。有人喟叹其：“旧体诗词创作水平令中文系教授啧啧称赞。”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功底，襄助他在从事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和教育行政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和节假日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翻译。20世纪60年代，章益应翻译家施威荣先生之约，承担了《亨利六世》的上、中、下篇的翻译。“章益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翻译质量高，也有其艺术特色。”他翻译莎士比亚剧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创造了一个奇迹——“各路英雄公推章益”。此后，章益又陆续翻译了司各特的《艾凡赫》《中洛辛郡的心脏》等世界文学名著，“赢得了翻译界的高度评价”。章益曾撰写过两篇论文：《劳伦斯著<却特莱爵夫人的恋人>的研究》《翻译浅谈》，前者是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后者则是对自己从事翻译工作的经验总结。

在章益教授的漫长的教学生涯中，虽然外语教学所占比例不大，但却是他入行最早、形式多元、饶有兴趣、得心应手并引以为豪的一个科目。

仁者爱人 高风亮节

作为教育工作者，章益为人正直、平易近人、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对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对同志真诚相待、热忱关心；对后辈循循善诱、悉心教诲。凡和章益接触过的师生，无不称赞他的高尚品德、儒雅风范。

谈起章益，山师张全信、程学超等知名学者都充满敬仰之情，称先生是对他们职业生涯影响最深的导师。张文新（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称赞：“章益先生道德文章，堪称楷模。”

有一年暑假，章益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委托，负责校译《西方心理学家文选》。这部书的译文原稿有许多错误硬伤，修改起来甚至比自己翻译还要困难，令其苦不堪言，但既受人之托，便坚持忠人之事，有的地方甚至不惜重新翻译改过。章益拿到这本30多万字的书稿以后，花了好几个月，逐字逐句校对修订。彼时，章益为了招收研究生准备资料，在去上海图书馆途中乘电车时不慎摔跤造成骨折，正在上海的儿子家养伤，他忍着躯体伤痛，按时高效地完成了本书的校译工作。这本书出版后，并没有加上章益先生的署名，仅在后记里感谢了他的审订修改。对此，章益只是淡然处之，从未介意分毫。

章益宽以待人，却严于律己，事必躬亲，公私分明。先生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病床上还摆放着没有修改完的研究生论文。章益晚年时，他的手开始有些颤抖，后来发展到书写相当不便，文稿写就后，抄写相当困难。他的研究生多次提出代为抄写，都被婉言谢绝。“有事弟子服其劳”本属人之常情、弟子之宜，但他却不愿接受，坚持亲力亲为。有时手痛得难以为继，就用热水袋捂上一阵，稍有缓解，再继续写。

章益先生与夫人和女儿散步

不仅对研究生如此，对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当年，章益的大女儿考复旦大学时仅有一分之差。复旦大学考虑到是章益的女儿，便破格录取。章益知道此事后，坚决退回。章益对原则与底线的坚守，不仅是他贯彻一生的信念，也是令后辈敬佩的高贵气节。

章益高风亮节，从不势利待人。李登辉校长在位时，他执弟子之礼，恭而不谄；当李登辉涉嫌被迫“辞职”离乡去他国时，他人均未去送行，只有章益一人仍践弟子之责前往话别。在1957年“反右”狂风暴雨与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章益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身心均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只把它当作一场噩梦来对待。事后，即便是动手将他耳朵打聋的人，偶有事前来求教，他仍是有求必应。

章益曾填过一阕词以志其坦荡的胸怀：“鲲鹏展翅，看五洋飞越，一叶凭虚。俯瞰太平岛屿，虮虱何殊。万里长空，趁西风，只费须臾。仿佛是，仙槎八月，直入广寒深处。阶前亭亭玉树，喜孙枝茁秀，美景堪娱。竟日承欢绕膝，其乐于于。绮陌东头，惯常见，先生杖履。甚堪羡，白头仙侣，端的是心地宽馀。”

章益在求学、治学的几十年风雨历程中，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时刻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在山师期间，系里面可以免费领笔墨稿纸等文具，但章益从不领取，都是自己掏钱购买。1981年，章益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心理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学术讨论会，会后拜访了邵力子等文化名人。回到济南后，章益坚持将这次北京之行中的会友视为私人行为，其间产生的费用谢绝报销。

章益严于律己，但心中却始终装着别人。1984年，章益把《新行为主义学习论（辑译）》一书的出版稿费1000元全部捐出。学校将其设立为“章益奖学金”，用于奖掖后进、鼓励后学。

先生已去 风范长存

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心理学家、翻译家，章益先生一生都与教育事业密切相关。他创建了复旦大学教育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他在抗战时期担任教育部总务司与中等教育司司长，为国难时期大后方民族教育的保存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国立复旦大学时期最主要的一位校长，章益充实学科建设，提升科研质量，延聘知名教师，并向国民政府积极争取学校权益，保护进步学生运动，最终将复旦完整地保留在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后，章益任教山东师范大学，为新中国为山东培养出一批批专业人才，在心理学、英语文学翻译领域做出了非凡贡献。

仁者爱人，人恒爱之。章益先生的一言一行真正地践行了他“教育的出发点必须是‘爱’”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身上，闪耀着学问和生命合二为一的光辉，展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和胸襟。

章益先生因病于1986年7月16日在济南逝世，终年85岁。复旦大学在1986年7月19日向章益教授治丧委员会发去的唁电中说：“章益同志是我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曾任我校校长6年，为把复旦大学完整地归还人民作出积极贡献，复旦大学师生将永远怀念他。”是的，不仅复旦大学的师生将永远怀念他，山东师大的师生也将永远怀念他，海内外一切熟悉他、知道他的人，都将永远怀念他！

国内权威期刊《心理学报》发专文《悼念章益教授》，称章益热爱祖国、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学贯中西、广博精深。作为中国心理学会早期发起人之一，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一大损失。他崇高的爱国情怀、先进的教育理念、忘我的奉献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道德品质将如同火把，指明我们前进的方向，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